1760年1月的一天，一個剛過而立之年的英國人在報紙上開啟了他批評時政、諷刺社會的連載，上到英王鋪張的登基儀式，下到街頭巷尾的虛假醫(yī)療小廣告，都沒能逃過他的妙筆。這些文章機敏幽默，廣受歡迎，帶動了報紙的銷量。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系列的連載并非以他自己的名義，而是以一個遠涉重洋、到英國旅居的中國人的口吻，以書信的形式寫就的，其中多次提到孔子的格言（經歐洲人改寫版）、帝王的傳說（虛實結合版），以及作為英國社會文化對立面的一個遙遠而理想的東方異邦……

　　兩年后，這些書信經過整理、增補，結集成書，這就是哥爾斯密的《世界公民：中國哲人信札》。有人說，它可與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比肩。

　　什么是“世界公民”？誕生于17—18世紀“中國熱”風靡一時的歐洲，這部書對東西雙方來說，意味著什么？

　　學者范若恩在為《世界公民：中國哲人信札》所屬的《近代歐亞文學交流互鑒》叢書作序時說：

　　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構成了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兩大源頭。在此之外，學界近年開始日益關注西方現(xiàn)代文明在兩希文化之外的第三個源頭，即啟蒙思想興起的18世紀。正是在這一世紀中，英國桂冠詩人懷特黑德（William Whitehead）詠嘆道：

　　回眸歷史，這一時期所產生的理性、科學、自由、民主等啟蒙思想觀念塑造了現(xiàn)代之西方。然而，作為時間概念的18世紀，其空間內涵已經急劇擴張，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這一時期也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西方的世界觀念初步形成的關鍵時段?；舾裆葘W者認為世界體系出現(xiàn)于14世紀，在17世紀晚期之前，東方一直是這個體系的中心， 而歐洲反而只是它的邊緣。法國學者施瓦布（Raymond Schwab）在20世紀中期甚至認為，正是對東方的發(fā)現(xiàn)推動了西方的第二次文藝復興。大航海時代使得歐洲與非洲、亞洲、美洲一系列他者文明相遇，加速了西方對固有的思想觀念、知識體系的革新和啟蒙思想的形成。他者的文明，尤其是東方的文明，并非僅僅作為西方的對立面或者器物層面的風尚而存在，而是深刻地融入到西方現(xiàn)代的歷史進程中，成為后者學習借鑒的對象和反思構建自我的方式。這即杜克大學已故比較文學學者阿拉瓦穆登（Srinivas Aravamudan）提出的，世界并非從東西對立中產生，而是源于多種差異性、知識、認識與趨向，“世界文學發(fā)軔于在人類的探索中被置于一起的各種語言的語言學和文化解碼”。

　　當代著名比較文學學者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認為，如果某一文化系統(tǒng)內部的作家僅憑自身作品難以推動系統(tǒng)變革，翻譯則將變?yōu)樗麄兪褂玫闹饕α?，甚至他們會選擇以偽譯的策略“掩護”其寫作，以“免受攻擊”或者“避免直接和主流詩學對抗”。具體到18世紀，當代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認為：“地理大發(fā)現(xiàn)已經使人們無須再從已消逝的遠古中尋找模式了。在烏托邦作家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啟蒙運動的先覺者，如維柯、孟德斯鳩、伏爾泰以及盧梭。他們愈來愈常借用一個‘真實的’非歐洲為素材，從事密集的顛覆性寫作，以攻擊當時歐洲的社會和政治制度?！?/p>

　　英國作家哥爾斯密（Oliver Goldsmith，又譯作戈德史密斯、戈爾德史密斯）的《世界公民：中國哲人信札》（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Letters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er, Residing in London, 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就是這樣的一部跨文化作品。17—18世紀，大量中國的器物（如瓷器、漆器、織物、墻紙）和它們的歐洲仿制品掀起了風靡歐洲的中國熱。與此同時，歐洲啟蒙思想家在中國文化中更看到了自然、理性、道德等他們孜孜以求的理想精神。中國君主被伏爾泰等法國思想家視為柏拉圖心目中的哲學王，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則被認為是道德和法律完美結合的化身。在英國，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早在17世紀末就稱贊中國人在孔子教誨下，“學習并致力完善自然理性， 在一生所行中不會犯錯或偏離自然理性”。將遙遠的異邦理想化，其目的是引入對本國的思考甚至批評。18世紀的歐洲文學就流行以一個來自異邦的旁觀者的視角，借助后者外國人的身份，深入對比不同文化的差異，進而針砭時弊，以求推動自我的革新。意大利人馬拉納的《土耳其間諜》、法國的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和德·阿爾讓的《中國人信札》等18世紀名著均為此類代表。在英國，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于1757年推出了《旅居倫敦的中國哲學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安濟書》（A Letter from Xo Ho, a Chinese Philosopher at London, to His Friend Lien Chi at Peking），借中國人叔和之口抨擊英國政治和英國人的性格，這就直接啟發(fā)了哥爾斯密創(chuàng)作出18世紀歐洲涉中國題材文學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世界公民》。

　　哥爾斯密的《世界公民》采用書信體形式，借虛構旅英河南人李安濟和友人、家人的通信，諷刺英國社會，介紹中國文化。當時英國著名的《紳士》雜志1756年1月卷刊登了一首中國樂曲的曲譜，作者化名A. B.，聲稱這首曲子是一位從葡萄牙輾轉至倫敦的中國商人曾為其演奏的，“曲調簡單，卻有我國大多數鄉(xiāng)村舞曲缺乏的勃勃生氣”。這是中國音樂第一次在英國奏響。據考證，其演奏者名為林啟（Loum Kiqua），曾與約翰遜博士會面。沃波爾和哥爾密斯有可能通過后者結識了這位中國商人，并將其名字轉化為李安濟?！妒澜绻瘛啡?23封信件，涉及大量中國故事、寓言、語錄、哲理，堪稱面向18世紀讀者的一部中國知識百科全書。哥爾斯密曾說：“如果一個作者弄不清楚什么是中國，什么不是中國，他完全可以聊以，因為很少有讀者能識別這是哄騙。”他筆下的李安濟口吻、 言辭夸張， 讓一部分研究者認為他塑造出一個滑稽丑陋的東方主義他者甚至東方主義騙子（帶有東方色彩的騙子）；但如果我們將其作品放入英國從艾迪生以來的諷刺傳統(tǒng)中，則可看出李安濟屬于艾迪生、斯梯爾創(chuàng)造的旁觀者俱樂部中如考弗萊爵士等目光獨特、語言辛辣的批評者類型。哥爾斯密借這一人物，并非只是諷刺英國，更是表達了一種對于未來的世界的愿景。與李安濟形影不離的是其英國好友黑衣人，他性情古怪，卻在和李安濟的交往中不時顯露出率真善良的一面。他既是哥爾斯密的自我投射，又何嘗不是作者在借外國人之眼光對國人百般諷刺之余，塑造的一個理想的英國人形象？而在小說的尾聲，李安濟之子和黑衣人的侄女歷經患難而終成佳偶定居英國，李安濟則和黑衣人周游列國，更直接表達了作者對于東西融合，創(chuàng)建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愿景。

　　那么，什么是“世界公民”？《世界公民：中國哲人信札》的譯者王巧紅在腳注和譯后記中這樣解釋其概念和由來：

　　“世界公民”常常用來表示一種思想開放和中立的態(tài)度?！笆澜绻瘛币辉~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時期，蘇格拉底、柏拉圖、西塞羅和中世紀的詩人但丁等對此均有表述。它有多重內涵，通常指一個人不贊同源于國籍的傳統(tǒng)地理劃分。17世紀后期英國政論家坦普爾爵士在任荷蘭大使時稱，荷蘭聯(lián)邦的各國人民相互往來影響，好像變成了“世界公民”。1751年， 法國作家蒙布羅恩出版了一本自傳性的作品《世界主義者，或世界公民》（Le Cosmopolite ou le Citoyen du Monde），敘述他旅游的動機時表述要做一個“世界公民”， 因為“宇宙是一本書， 但你只看了自己的國家時， 你只讀了書的第一頁”。他聲稱自己沒有狹隘的國家觀念：“所有國家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我）根據自己的想法改變居住地?！?766 年，約翰·蘭霍恩在《友誼和想象的流露》（The Effusions of Friendship and Fancy）中使用了“世界公民”：“我們不是世界公民嗎？我們不都是普世君主的臣民嗎？宇宙不是我們的家嗎？不是每個人都是兄弟嗎？貧窮者和不自由者是一種僅限于特定國家、社會的慈善行為?！?/p>

　　《世界公民》出版后第七年，1769年， 一名叫作奇官（Chitqua）的中國人來到倫敦。他和《世界公民》中的中國人李安濟有很多相似處：來自廣州，乘坐東印度公司的船只來到英國，在英國住了三年，受到英國各個階層的歡迎。歷史學家大衛(wèi)·克拉克（David Clarke）考證了奇官留下的兩件作品。哥爾斯密的好友珀西（Thomas Percy）敘述了自己1770年和奇官進餐的情形。哥爾斯密在《世界公民》中似乎預見到一位中國人來到英國，也表明英國已經為與中國的一次實質接觸做好了準備。

　　奧利弗·哥爾斯密（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國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代表作有小說《威克菲爾德牧師傳》，劇作《屈身求愛》，詩歌《荒村》《旅行者》等。

　　王巧紅，上海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專業(yè)博士，大理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目前主攻奧利弗·哥爾斯密研究。

　　本書是一部 18 世紀的英語書信體小說，作者虛構了旅英華人李安濟致友人的信件，借此諷喻英國社會，介紹中國文化。全書共有書信 123 封，大量涉及中國的故事、寓言、語錄、哲理，堪稱面向 18 世紀外國讀者的一部中國知識百科全書。

　　中國人李安濟曾在廣州居住，會講英語，在歐洲商人的推薦下游歷至倫敦。在這里，他廣受歡迎，和英國朋友一起游歷倫敦各地，和各階層的人交談，將見聞印象寫信寄給北京禮部大臣馮煌。李安濟離開中國后，他的兒子興波來歐洲尋父，在途中被俘為奴，后設法逃走并解救一名女奴，父子二人的通信充滿戲劇性的變故和道德說教。最終父子二人在倫敦團聚，興波與他解救的女奴澤麗斯在倫敦完婚定居，李安濟則與他的英國朋友繼續(xù)游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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